新自由主義與信任危機

壹點壹. 新自由主義與信任危機

新自由主義：信任還是放任？

「所得不平等」既然是社會問題的始作俑者，那麼「所得不平等」的成因又是什麼？

各個明顯出現「所得不平等」的國家成因各自不同，因為與其人文歷史脈絡有關。例如根據全球當紅經濟學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Thomas Piketty認為美國分配不均的各種複雜關係可上溯自十八世界末到十九世界前葉、南北方顯著的資本結構差異：

當時的美國是兩種截然不同現實的聚合：一方面，北方相對平等，資本的重要性也不大，因為土地多到人人都可以成為地主，也由於新移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累積資本；另一方面，南方卻是財富分配不均以最極端方式存在的世界，因為一半的人口擁有一另一半的人口，而奴隸做為資本也在此實質上取代了農地。

美國關於分配不均的各種矛盾關係，直到今日仍相當程度上被保留了下來：一方面，美國對於上百萬身世平凡的移民者來說，是平等且寄予無限希望的應許之地；另一方面，即便是今日，美國也存在極端粗暴的不平等，尤其圍繞著種族議題的不平等...。這或許也能解釋做為一個福利國家，美國諸多社會發展的面向，或者說是不去發展的面向。

即便如此，大多數討論都將矛頭指向資本主義，或更精確一點說是在過去三十年蔚為世界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Neoliberalism）」（反對國家干預商業部門及管制財產權，一切回歸巿場機制）。在一面倒的開放聲浪中，富可敵國的跨國財團快速成形，動輒以資本外移要脅政府提供稅賦優惠等，規避應承擔的在地責任。此外，國際資金快速移動則造成金融體系不穩定及投機風氣盛行。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曾挖苦新自由主義：

「市場萬能、企業比官員聰明；只要開放市場，經濟就會變好、活蹦亂跳的產業自然就會出現」。

經濟變好眾所樂見，但無法直接與社會整體發展劃上等號。除了未考慮拚經濟所需付出的自然環境及社會成本，成果分配也愈趨近於贏家通吃，像是台灣的GDP成長未反映在實質薪資水準上。特別是經濟發展程度愈高的國家，由於經濟成長率漸低、經濟總量愈固定，政府在「不願干預巿場」以及「先富後均」的下滲式經濟學政策主軸驅使下，所得不平等的問題

甚至達到與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以及依照才能決定報酬等現代民主社會基本價值衝突的地步（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諷刺的是，以「拚經濟」為名橫掃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所得不平等，最後反而淘空經濟及社會長久穩健發展的基礎。

信任危機：巿場、政府、社會

關於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爭辯仍多，但多數人都同意所得不平等問題癥結在於「運作不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在「不公平的代價」明確指出運作不良的原因：

• 巿場缺乏效率也不穩定

• 政治體系無法矯正巿場失靈

• 經濟和政治體系從根本上就不公平

巿場失靈使資本集中、所得分配Ｍ型化，而政府失能與代議政治備受質疑：代理人（民選官員或代議士等）究竟是不是忠實執行有利於委託人的決策，抑或利用資訊不對稱圖謀自身利益，造成代理問題？政治體系失能，特別是圖利特定的利益群體，導致經濟體系不穩定，更進一步造成不公平的情況惡化，成為堅實的共犯結構。缺乏監督工具及決策能動性底下，人民對於公眾事務及徒具型式的民主制度更加失望。

既得利益群體不斷滋長強化，鉗制社會階層流動，更對「社會資本」（共享的規範、價值觀和共識的社會與人際網絡，有助於促進群體內部或群體之間的合作）造成嚴重的衝擊，出現像是「仇富」或「世代對抗」的現象，以及社會不穩定、暴力衝突增加等。例如金融風暴之後，人民對於商業及政治體系的不滿爆發在「阿拉伯之春」乃至於台灣的「太陽花學運」等群眾大規模示威抗議，世界各區域均動盪不安。西班牙更出現青年領袖主導的「我們可以」黨（Podemos）一躍成為第三大黨，迅速以政治力量顛覆傳統秩序。

也就是說，所得不平等所揭露的，是巿場不如想像的有效率、政府不見得為所有人服務，以及社會內群體互相傾軋爭奪的殘酷實況。巿場失靈及政府失能造成的不平等，進而誘發對於巿場、政治及社會信任關係的摧枯拉朽般地全面性崩解，便成為這個時代人文社會最醒目的印記。而更為沈重的是，如何在這信任危機裡恢復社會運作的秩序和效率，便成為新時代所有組織及個人最為急迫且切身的議題。